帶來的三大機遇 1. 數據基礎制度將加快完善落地,奠定數字中國制度基礎
一是數據基礎制度供給加速,在“數據二十條”和《規劃》基礎上,配套的監管治理細則、指南、標準都將加速出臺;據了解,數據產權指導意見、重點領域數據流通規則等均已在調研、制定中。
二是數據治理的一體化統籌和縱向一體化將逐步實現,國家數據局將通過統籌推進數據資源、數字中國相關的頂層規劃設計和治理規則構建,引導各地區、各領域以統一的標準和規范推進數字中國和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從而加強對數據的統籌管理和開發利用,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和組織基礎。
2. 數據資源體系將暢通循環,夯實數字中國數據底座
一是數字中國建設推動我國數據使用需求、數據產量和數據產業規模持續快速增長,根據國家網信辦及信通院數據,2017~2021年,我國數據產量從2.3ZB增長至6.6ZB;2021年大數據產業規模達1.3萬億元,復合增速超30%。
二是數據資源跨領域、跨組織域、跨區域的匯聚利用機制將逐漸形成,國家數據局的成立將構建國家數據管理體制機制,解決數據資源統籌管理問題、公共數據匯聚利用和數據共享利用意愿問題。
3.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將全面提速,提升產數業務發展空間
一是數字基礎設施加速“規;,《規劃》通過數字中國統籌各行業數字化建設,除加大5G、千兆光網普遍覆蓋,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部署和“東數西算”工程進一步推動算力服務化演進,AI、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加快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
二是數字中國建設推進數字技術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深度融合,產業數字化發展空間將進一步提升。據信通院數據,2021年產業數字化規模達37.18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7.2%,占數字經濟比重81.7%,占GDP比重32.5%。
面臨的三大挑戰
1. 企業內部統籌高效管理與對接
“九龍治數”現象在通信企業內部普遍存在,數據共享利用方面缺乏明確的標準和流程,數據要素頂層規劃設計有所欠缺,可能導致企業與未來一體化統籌的國家數據治理體系對接時,響應能力和響應速度不足。比如今年1月份某省數據交易所上線行業數據指數發布平臺,向三大運營商都提出了需求,但最后只有一家參與了該數交所10個行業數據指數的發布;其余兩家完全有能力提供同類產品,其原因既有可能在銜接環節、也有可能在企業內部響應流程。
2. 企業數據價值有效釋放
一是通信企業參與公眾數據匯聚利用能力不足,難以參與公共衛生、科技、教育等重要領域國家數據資源庫建設工作,比如目前運營商的大規模數據分布存儲和并行計算硬件基礎能力尚可,但在云原生數據湖、流批協同、湖倉一體、混合處理、隱私計算、算力調度等自研能力方面仍存在不足,較多依賴外部廠商和開源技術。
二是通信企業尚未建立有效釋放數據商業價值的機制,包括沒有形成將數據資源增值為數據資產的一體化平臺組織體系,缺乏企業非公開數據和用戶個人數據授權、確權、合規流通交易的商業模式,原始數據二次深度開發利用不足。
3. 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有效供給
一是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尚未達到實際應用需求。5G覆蓋面不足導致規;瘧貌粔;多元算力設施建設薄弱,超算中心、智算中心和邊緣數據中心總體規模較小,占比不到10%;工業互聯網平臺大數據接口規范不統一、標準不兼容,平臺間數據流通阻力較大,難以形成通用的數據流通體系。
二是關鍵核心技術自主掌控水平仍較低!叭毙旧倩辍眴栴}依舊凸顯,高端芯片、基礎軟硬件、開發平臺、基本算法、基礎元器件等面臨“卡脖子”,比如美國企業把控云端AI芯片市場份額超過90%。
給出三個建議 1. 健全完善頂層設計,將政策紅利轉化為發展實效
一是盡快啟動數據創新戰略和數據流通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明確運營商在數據要素大市場體系中的定位,明晰發展目標路徑。二是積極與數據要素相關政策制度的討論、制定對接,結合企業現狀和戰略方向,探索數據要素的合規高效流通使用,并在企業數據治理和數據應用工作中提前部署應對。三是主動與有關部門共同策劃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試點工程并積極參加,形成系統化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為我國數據要素市場高質量發展提供標桿示范案例及創新支撐。
2. 加強數據整合利用,充分發揮數據要素賦能作用
一是全面提升數據處理技術應用水平,加強數據存儲、計算等領域關鍵技術自研能力,提升在實時數倉應用場景規模并發計算級別,提升算力資源池智算水平。二是盡快研究解決客戶數據授權、確權、合規流通交易等問題的可信商業模式,開展數據資產計價機理研究,推動數據資產平臺交易。
3. 夯實基礎設施底座,加強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水平
一是承接數字中國建設要求,把握“東數西算”窗口期,加大重點地區資源布局,加快基于云網融合的算力服務升級,推進云平臺多元化、異構化和智能化建設,構建多層次算力體系。二是強化核心技術研發和創新突破,勇于承擔“鏈長”職責,以“核心技術突破”、“化解供應鏈風險”為核心任務帶頭攻堅,引領產業鏈生態發展。